吾爱吾院,吾爱吾师
2005级硕士生、2008级博士生 刘希伟
发布人:张仕婧  发布时间:2018-04-10   浏览次数:10

2005年,我有幸考进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成为一名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承蒙刘海峰老师不弃忝列为刘门弟子。2008年,又继续报考了刘老师教育史专业的博士。2011年毕业,先到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后又于2017年调到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想想博士毕业离校至今,已经有七个年头了。而若自硕士入学算起,则今年已是第十三年了。真如庄子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时间飞逝如此,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在厦大教育研究院的六年,是我从小到大最快乐的一段读书时光。如果说硕士阶段主要是一个入门的过程,可能还有一些迷茫和压力,那么,到了博士阶段就一切比较熟悉,也十分快乐了。我的硕士同学、资料室的肖娟群老师,多次跟我说:你是我发现的读博最轻松、最快乐的一个人。毕业工作后,由于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变,需要做的事情、需要处理的关系一下子变多、变复杂了,不像学生时代可以心无旁骛、一心读书。这样,便格外容易怀旧——怀念在教育研究院那种无忧无虑的读书时光,真的很想“再回到过去”。

大概因为在教育研究院这段求学时光是最温馨、最舒适、最惬意的六年,所以,尽管毕业已经好几年了,但回望其中的点点滴滴,一幅幅的画面仿佛就在昨天:济济一堂的周一学术例会、济济一堂的周六先生学术沙龙、济济一堂的刘老师家学术沙龙、济济一堂的乒乓球室、济济一堂的中秋博饼游戏、济济一堂的元旦晚会……。即使是学术例会与学术沙龙,在严谨的学术话语之外,也都妙趣横生、妙语连连。至于“排队”打乒乓球、博饼、元旦晚会,则更是快乐无比,欢声满堂。

不知是不是心智晚熟的缘故,在我看来,我真正的成长与成熟是从硕士阶段开始的。在教育研究院的六年,不仅是我学业上打基础并不断成长的六年,同时也是我逐渐开始认识社会的六年。在学业或说学术研究方面,我们这些学子应该感恩于各位老师的孜孜诲人,感恩他们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潘先生曾给了我巨大的鼓励,给了一种让我相信自己、不断前行的信心与力量。

记得博一第一学期潘先生为我们开设的《高等教育学专题》课程,每位博士生需要做两次学术报告。其中,有一次学术报告,我选择的题目是“高等教育依附理论”,即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否“依附”了作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西方高等教育。在做完报告之后,潘先生作点评发言,他先是问同学们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这个报告有一个亮点在哪里?大家都皱眉思索,但没有人讲得出来。最后,先生微笑着点评说:“这个报告的一大亮点,是从英文‘dependency’的几层含义切入,分不同层面来重新分析、审视中国高等教育依附发展论。我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对于重要的学术创新,我们要尊重。”我顿时喜不自禁,兴奋不已地站起来,连连感谢先生的表扬与鼓励。下课后,恰好刘老师也在他办公室,我便跟他讲:刚上了先生的课,先生表扬我了。刘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说:“潘先生居然用‘学术创新’来表扬你,不错不错。”潘先生此次对我的肯定与表扬,给了我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这种力量犹如来自传说中的“永动机”,绵延不尽,且从来不曾衰减。

另外一次,也是在潘先生的课堂上,他认为我对另外一个同学的学术报告点评比较准确、到位,并建议这位同学课后再跟我聊聊。

其实,不仅是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小学生喜欢被表扬,即使到博士阶段也会因为得到老师的表扬而高峰体验很久。尤其是,能够得到潘先生的表扬,所受鼓舞更多、更长久,直到今天也仍是激励我上进的力量。我想,这种力量一定是可以持续一辈子了。想想也是,像我们这种“80后”在潘先生面前不都是“小学生”吗?即使“70后”、“60后”甚至“50后”,又有谁在潘先生面前不是“小学生”呢?

导师刘海峰老师对我的影响,因为接触时间长、接触面宽,所以更全面、深刻。在教育与培养学生上,刘老师总是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空间。这首先典型地体现在学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上。在这方面,刘老师从来不限定我们必须研究什么题目。他首先是给你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尽可能选到一个具有学术价值且适合自己的题目。比如,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历史上的“高考移民”:清代科举冒籍研究》。最初,在刚查到博士入学成绩时,我就向刘老师具体汇报了一下各科考试分数。当时,他正在广州出差,给我回了一封邮件,大意为:“希伟:你好!考得很好,可喜可贺!现在就可以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最好还是在明清乡试范围内进一步深入。”后来,博士入学后,我的兴趣转移到了“科举冒籍”这一问题上。在和刘老师汇报、请教后,他很支持将这一专题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据我的观察与了解,刘老师也都是给其他学生充分的自由选题空间,但他会帮助学生考虑所选题目的学术价值、研究的可行性。而如果学生找不到合适的选题时,他便会根据其学科背景与学术基础“送”学生一个题目。

刘老师反复教育我们,一定要注重引文意识,要遵守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在课堂上、在沙龙上,刘老师经常说“你们要爱惜自己的学术羽毛”。他从不“侵吞”学生论文,也不允许学生在投稿时随意署他的名字。有时,即使他帮助学生做了很多修改工作,但也还是不挂名。在他看来,作为导师,帮助学生修改论文是他的职责所在。这一方面,我工作后也是学习并努力践行的这一做法,不“侵吞”学生论文,不允许学生随意乱署自己的名字。

在博士阶段,我担任了刘老师三年的科研助理。所谓“科研助理”,其实主要也就是到西村邮局寄取一下邮件、到财务报一下账。三年中,他好像从来没有让我到图书馆帮他查过学术资料。我想,这大概是他不舍得“占用”我的学习时间。相反,每当刘老师看到某一史料可能对于某位学生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时,他都是不厌其烦地帮忙复印或拍照送给学生。所以,刘老师不仅不安排学生为他查资料,而且还经常帮学生搜集学术资料。这让我们感到,做刘老师的学生真是无比幸福。

刘老师总是鼓励我们进行学术创新,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发现已有的关于科举“冒籍”的界定或解释,大多都存在片面、涵盖性不足的问题。刘老师鼓励我说,就是要进行学术创新,只需客观评论已有的研究,不必有所顾虑,无论是谁的成果;这样,才能体现出你研究的创新性。在读刘老师《中国科举文化》一书的“序文”时,其中有一句话为“我觉得,科举有点像古宅中的一块巨大的石碑。……于是将它推翻了,只作为供人们践踏的路石。但在多年之后,房屋主人的后代想起这块石碑记载着许多先人的历史,而且是这座宅第古老的标志;于是将石碑从地上挖出来,刮垢磨光之后重新立起,恢复其本来面目”。当时,我不太理解,认为其中的“从地上挖出来”,应该是“从地里挖出来”。因为,如果是“在地上”的话,无所谓“挖不挖出来”。刘老师耐心向我讲解,因为所表达的意思,是说石碑很大部分是裸露在“地上”,所以说是“从地上挖出来”。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用“从地上挖出来”表达更准确,所以接受了他的说法。虽说崇拜导师的学问,但我们并不盲从导师的学术观点。在这一点上,刘老师也是反复告诉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与思考,不能盲从别人,包括自己的导师。

还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是有一次在刘老师的办公室里,他要打印一张东西,但并没用新纸张,而是找了一张用过的纸的反面来打印。这是我未曾想到的。刘老师不缺经费,本身没必要这么节省,但他却认为反面打印也可以使用,没有必要浪费,更不应该浪费。这对我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在教育研究院六年的硕博生活,刘老师的课,我基本上每年都听一轮,前后总共听了六轮。但他的课每年都各有新意,并且他能够及时地把学界的最新动态和学术前沿介绍给我们,六年的熏陶使我获益良多。比如学术研究的“采矿论”、“打井论”、“文字表达的四种境界”、“选题的重要性——良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等等。可能有些已经部分地内化,我现在导自己的研究生时,也经常反复讲解这些道理。我想,这大概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吧。

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每位老师都希望招收“英才”作为自己的学生。如果说将“英才”培养好是一种成功的话,那么,能够指导“差生”不断进步并取得一定成绩,无疑也是一种成功。刘老师能够指导着我这位差生不断进步,他大概也会感到一种欣慰。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有幸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其实,论文也凝聚了刘老师很多的心血。在论文开题过程中,我当时心里有五、六个疑问,特别纠结,不知该如何处理。经过刘老师点拨后,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包括最后的修改工作,刘老师都给了很多的指导与帮助。其实,想想自己从硕士入学,到博士毕业,再到后来的工作,刘老师都一直在关心、指导与帮助我。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亦无以回报,唯有“不须扬鞭自奋蹄”了。

教育研究院还有一个传统——从来都是老师请学生吃饭。除非是哪位在职工作的师兄、师姐取得比较大的成绩,才可能请师门吃饭。除了师门聚餐以外,郑若玲老师觉得我们几位学生“缺肚子”,所以经常带我们下馆子,比如带领我们光顾厦大西村绿晶酒店的“芙蓉国”(有一段时间叫这个名字)、文灶附近的“湘村馆”。现在回味起来,心头都是满满的幸福。

对于任何一位在厦大教育研究院学习过的人来说,提起求学的那段时光都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再过一个多月,教育研究院将迎来40周年华诞。在此,谨致以美好的祝福,祝愿教育研究院能够再创辉煌,继续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之学术潮流;同时也祝愿各位老师身体安康,青春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