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驱动和引领作用。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科研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和显著成就，学科体系日益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升，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为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迫切需要教育科研更好地探索规律、破解难题、引领创新。”《意见》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育科研工作的20条意见，涉及加强教育科研工作的总体要求、提高教育科研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推进教育科研体制机制创新、建设高素质创新型科研队伍和提高教育科研工作保障水平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对教育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坚定信念、明确使命、开创教育研究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意见》下发学校后，我校高度重视，马上行动起来，认真学习，切实落实。校党委书记张彦同志于10月31日第一时间做出重要批示：“我校教育学科基础雄厚，当前也面临如何与时俱进、深化发展的问题。建议杨校长牵头，发展规划办、社科处、研究生院及教研院参加，就贯彻落实文件精神进行研讨，形成的工作意见及时上会研究并向教育部报送。”校长张荣同志于11月2日做出重要批示：“请杨斌同志和各相关部门按照张彦书记批示落实。这是教育研究院的发展良机，也是学校的发展良机，各单位和各有关同志务必高度重视，力求最快的发展和最好的成效。”根据张书记和张校长批示，副校长杨斌同志就落实教育部文件精神作出了具体部署，指示按书记校长的要求，安排时间请有关部门一起到教育研究院调研，提出贯彻意见。
根据校领导批示要求，教育研究院领导第一时间与社科处领导商讨贯彻落实安排和主要思路；教育研究院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落实举措，召开教职工大会，认真传达校领导批示要求，集中学习教育部文件精神；组织骨干教师深入学习教育部文件，撰写心得体会，就教育学科发展和繁荣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于对《意见》的整体认识，教育研究院教师一致认为，新时代背景下，教育部专门发布《意见》，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尤其是《意见》指出，“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驱动和引领作用”，这段话对教育科学研究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是对从事教育科学研究人的极大鼓舞，教育研究院教师都倍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国高等教育学奠基人、我校文科资深教授、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先生认为，《意见》的颁发，体现了教育领导管理部门对教育科研工作重要性的肯定，并对教育科研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同时，也体现了教育领导管理部门对教育工作的引领工作从经验层次跃升到理论层次，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创新的文化自信。
在认真研读《意见》具体内容基础上，结合学科特色和工作实际，教育研究院教师围绕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性贡献、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现状、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建议、推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的建议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思考。
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性贡献
四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经历了学科化历程，从小到大、从较弱到较强，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别敦荣教授认为，现在每年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以万计，出版学术著作数以百计；数十家大学开办了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开办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更多；高等教育学术期刊数十种，入选CSSCI的就有近20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近千所，尽管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数缺乏精确统计，但粗略估计专业研究人员超过5000人。可以说，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陈武元教授认为，在我国精英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满足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彰显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存在价值。陈兴德副教授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沿着“两条并行而又有所交叉”（指“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的发展轨迹，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路径，在世界高等教育园地中彰显了“中国学派”的气质，也形成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基本经验。
二、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2018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达到3833万，毛入学率上升到48.1%，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统计，全球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达到了2.236亿人，欧洲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为2889.83万人，北美洲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为2064.08万人。如此看来，在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中，我国不仅超过了所有国家，是全球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而且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超出北美洲国家之和近一倍，超出所有欧洲国家之和近1000万人。这表明就规模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是无可匹敌的。2018年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我国已有22所大学进入前500强，一批大学进入前200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六所高校跻身100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脱离了世界边缘的位置，开始向中心转移。就国际影响力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研究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产出具有滞后性，解释、指导、引领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别敦荣教授认为，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快速发展相比，理论研究表现出一定的被动性，有被实践推着进步的现象。比如，高等教育实践中一些的大行动往往不是理论工作者首先倡导的，而是实际工作中先有动议，或者先做出来的。刘振天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较低，学科发展水平和成熟度不高。李国强副教授认为，我国原有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体系已经显得比较陈旧，第二代新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体系亟待生成。郭建鹏教授和周序副教授都认为大部分高教领域的研究都属于思辨研究，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研究和分析较少，使用的方法不太科学，周序副教授还认为整个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滞后于基础教育研究的局面。
二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内部的一致性还不够高，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感还不够强。邬大光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学一直生存在教育学的“阴影”之下，生存在其它学科的“阴影”之下，生存在“一级学科”的“阴影”之下，自产生以来，一直没有摆脱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陈兴德副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学学科范畴体系、理论体系、培训体系还不够完备，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建设任重而道远。
三是囿于“学科”建制，具有多学科研究特征的高等教育研究在跨学科交叉融合上还有所欠缺。王洪才教授认为，教育学科总体上是一种封闭式发展模式，无法做到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陷入学科体制的牢笼中。陈武元教授认为，囿于“学科”建制，一方面使多学科研究特征的高教研究逐渐变成“学院派”研究者的专属领地，由此导致高教研究者群体的思维方式相对单一且固化，另一方面也没有很好地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导致研究范式落后。此外，刘振天教授还认为高等教育研究者从事的高等教育研究与教育行政部门、高校职能部处和教学单位以及一线教师开展的政策研究、工作研究、行动研究或者经验研究存在边界意识不明确的问题，以致高等教育研究及其成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不时受到来自政府官员、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以至有关社会人士的怀疑、批评和责怪。
四是与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认可度还不高。潘懋元先生指出，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是土生土长，未免显得土里土气。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是难以达到世界水平。王洪才教授认为，我们传统的研究范式是拿来主义，是运用国外的教育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教育问题，对于自己创造的教育理论信心不足。陈兴德副教授认为，我们在积极投入高等教育应用研究的同时，学科建设基础研究受到冷落；在积极引进国外教育研究成果的同时，教育理论的自主创新信心不足；在保持主题切换热点频出的同时，较少关注教育研究经验的继承积累；在高度重视成果的数量与形式的同时，有厚度、深度、力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在不断强调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同时，教育研究过程与成果规范性相对欠缺。
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现状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祥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在人才培养、机构建设、理论建构、成果产出等方面获得了突出成就，发展成为国家级高等教育智库，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队”。近年来，教育研究院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王洪才教授认为，教育研究院的学术队伍基本上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状态，如何保持教育研究院以基本理论研究见长这种学术特色面临着巨大考验。郑若玲教授和陈斌助理教授认为，随着一些地处优势地区和中心城市的同层次院校兄弟单位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发展，教育研究院以往的优势渐渐弱化，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压力，依然需要持续努力。覃红霞教授认为，无论在发表文章、获奖、科研项目上，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不仅受到了传统师范大学的挑战，也受到了地方师范大学和地方大学的挑战。对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来说，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科评估中科研项目靠后，八二现象严重，量化研究、混合研究等研究方法存在不足，未形成稳定长期的研究团队，跨学科研究不足，申请重大课题方面基础不足等方面。周序副教授认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存在整体合作，内部松散的局面。
四、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建议
《意见》中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思想武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党的教育方针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等研究”、“加强理论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注重学理逻辑和理论思辨，探索教育本质和规律”、“积极搭建全国教育数据信息平台，建立全国教育数据公开共享机制；搭建全国教育调研平台，聚焦教育重大决策部署实施情况和重大现实问题，协同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等内容为教育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战略任务目标，规定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努力方向，也提出了总体目标要求。教育研究院教师认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打造教育科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立足中国大地，坚定文化自信。潘懋元先生认为，要坚持文化自信，不忘初心。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而不是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效颦。邬大光教授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蹚”出自己的经验，总结适合自己土壤的高等教育经验，要以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总结出 “中国经验”和“中国科学”，从经验走向科学，从理论的科学走向实证的科学。
重视基础研究，推动理论创新。潘懋元先生认为，探索教育本质和规律是教育科研工作者最基本的任务。别敦荣教授认为，研究机构要大力加强专业化研究队伍建设，培育优势研究力量，提高原创研究能力，建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流派。周序副教授和陈斌助理教授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集中力量做基础研究。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需求。陈武元教授认为，应坚持问题导向，以高等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和教育教学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徐岚副教授认为，要树立大局意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科研服务实践，探索教育规律，引领教育发展。教育科研质量首先与选题相关，做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课题，本身也是研究质量的一种体现。
注重研究方法，推进交叉融合。郭建鹏教授认为，要注重使用实证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加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陈兴德副教授认为，要努力形成重视实证研究的学术氛围，使实证研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要在青年学者、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增加实证方法训练环节，以系统训练端正研究态度；要不断完善教育实证研究的环境和条件，增加实证研究的经费投入，提高对于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持力度。刘振天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者、政府官员、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以至有关社会人士应明确边界，强化跨界，共同推进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徐岚副教授认为，要体现教育科学研究多学科、多视野的特色，既在研究内容上体现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又在研究方法上创新性地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范式，推动方法上的融合，这也要求科研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和鼓励学科交叉。
加强机构建设，培育研究队伍。别敦荣教授认为，与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形势向好不相吻合的是，研究机构的地位还不尽如人意，有的机构、有的学位点甚至面临被裁撤的危险。借《意见》发布东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完善研究条件，搭建高水平研究平台，不断提高研究实力和水平。政府应遴选一批研究机构，采取专项支持建设方式，打造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国家队”。陈武元教授认为，高教研究机构要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准确定位发展目标，要树立“有为才有位”的机构建设理念，要根据发展目标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建设能够支撑研究方向的研究队伍；其次要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源，增加投入，尤其要根据机构的目标和任务，着力建设能够满足研究需要的数据库（不是简单购买现成的数据库），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化水平；再次要注重与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尤其是政府部门、用人单位、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等建立起“政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机制，不断提升解决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为各层面教育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专业引领作用；复次要完善科研考核和人才评价制度，营造潜心学问、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拓宽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合作。陈兴德副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只有放到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园地中才有意义。为此，一是要进一步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国际视野，积极鼓励年轻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同时，要鼓励高等教育领域的全方位交流，不仅要加强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也要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二是培养和选拔优秀青年学者在国际教育组织中锻炼、任职，增强中国在国际教育领域中的话语权，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向世界传递中国教育的声音。三是要进一步提高研究者的外语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学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能力，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主流趋势对接。四是要在项目、成果评价机制上有所倾斜，对于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合作提供更大的政策、经费支持。五是积极鼓励研究者在国外高等教育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办好《中国教育学前沿》等国际期刊，使之成为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教育的窗口。
五、推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的建议
在以上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建议基础上，教育研究院教师结合本院实际，提出了推动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的建议。
回归高教学科定位，保持理论研究特色。李国强副教授认为，在没有新的特色形成之前，最好保持和维护教育研究院基本理论研究的特色。务必要依靠团队合作，尽快打造出系列性的、有能见度、有显示度、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拳头产品，特别是要尽快把年轻学者向前推。
进行综合制度改革，重视教育学科发展。王洪才教授认为，应改革目前的教育科研考核制度，建立科研特区，让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工作发展。覃红霞教授认为，学校是否愿意重点发展文科，是否愿意适当对教育研究院在资源上有所倾斜，是否愿意从深层次上支持教育研究院的改革是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学校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综合考虑，渐进推行，支持教育研究院在相关制度上实施更加灵活的绩效制度，如聘任制上实施高收入、研究员待遇，严格考核，实施更加灵活的聘任合同制度；加大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允许教育研究院在激励与奖励制度上更具有区分度等；实行更加宽松的兼职教授制度，重在考核与研究等。
重视青年教师培养，促进教师科研发展。郑若玲教授认为，老教师经验丰富、科研积淀也比较多，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平台发挥帮带作用，如果能采取“结对子”的方式，建立老教师和年轻教师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将有助于本单位师资力量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新老教师的交流互动，也能为联合攻关奠定良好基础。陈斌助理教授认为，应让教师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为青年学者营造一种同侪学习的氛围和空间，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实现共同发展。
注重研究方法训练，重视人才培养质量。郑若玲教授认为，随着教育研究院招生规模的扩大和招生类型的多样，质量问题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人才培养不外乎课程教学和论文写作两方面，对于前者，教育研究院这两年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立了听课制度，对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有一定帮助，但对于论文尤其是毕业论文的质量把关，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徐岚副教授认为，应促进教育研究向实证研究转变，加大教育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实证研究立足田野，需要大量脚踏实地的调研工作，需要经费支持。要鼓励教育研究者走出书斋，到实务工作中去锻炼综合能力。要信任研究者，给予其更多项目经费管理的使用自主权。陈斌助理教授认为，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如何权衡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可能是个无解的难题，但对目前的我院而言，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搭建教育信息平台，推动数据资源共享。王洪才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教育研究院一度做得很好，后来就荒废了。这个工作如何拾得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没有数据库平台，就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教育研究院要发挥真正的影响力，就需要依靠这样的数据库平台。陈兴德副教授认为，建设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是支撑教育管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当前，以高等教育信息化推动我们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时机还是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全面、系统、累积各级各类高校原始性数据与资料，不仅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而且对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增强高等教育政策法规的有效性，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