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下午，教育研究院师生及院友们齐聚教育研究院502报告厅，聆听了王洪才教授与陈春梅博士生带来的两场学术盛宴，本场报告由郑若玲教授主持。
王洪才教授带来的报告主题是《学院办大学：理想·现实·进路》。报告伊始，王洪才教授以年初张荣校长在中层干部会上提出的“学院办大学”改革方向为引子，提出了如下问题：其一，“学院办大学”究竟是何意谓？其二，它是建设“双一流”的必然选择吗？其三，它是大学改革的一种理想选择吗？其四，它如何才能实现？其五，需要克服什么困难？
带着这些疑问，王洪才教授层层深入，从“学院办大学”的释义开始，进一步谈到对“学院办大学”的理解。在王洪才教授看来，政策红利释放殆尽的背景下，要在“双一流”建设中进一步取得突破，一个可行的方式是释放学院的活力，发挥学院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只有学院是充满活力的，大学才能充满活力，大学办学中心在学院，而不是在大学。在此基础上，王洪才教授提出了他的初步“理想”：其一，学科建设依赖教授们的创造性激发，依赖于对学科特性的尊重；其二，大学是“底部沉重”组织，具有松散联合的特性，因此需要整合大学力量，贯彻“中位原则”，“学院办大学”是现代管理与大学特征的融合，符合大学治理改革趋势；其三，“学院办大学”是有条件的，学院必须获得充分的授权，具有清晰的发展目标，健全的发展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学院的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干的。目前学术界对“学院办大学”理念并不看好，王洪才教授深刻地指出其中的原因在于它与集中管理体制并不相容。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再次把“学院办大学”作为新的改革理念，但具体改革举措尚未见诸报道，改革效果如何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因此，王洪才教授认为“学院办大学”难点主要在于如何科学地处理学院与大学的关系，并基于此分析了诸多“学院办大学”不成功原因。主要包括：第一，学院长期受行政化的浸淫，缺乏独立发展能力；第二，学校不敢把关键权力授予学院，因为不放心学院的办学能力；第三，学校为了完成上级部门的指令要求，也不能把重要权力下放；第四，学术的自组织能力较弱：第五，国外的学术行会在学术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基本上是文人聚会的场所，还带有浓重的官僚味；第六，学科文化没有形成。
紧接着，王洪才教授从中宏观和微观领域提出了改革进路，在中宏观层面，大学应尝试与学院构建一种新型的契约式关系，改变传统的垂直式管理模式，而管理部门则需要减少对学校的统一评估，鼓励大学办出个性和特色；在微观领域，王教授提出加强学术权力保护，使教师们在学院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角色，突出学科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术发展的先导。
最后，王洪才教授还提出了诸多展望，他认为从近期看，“学院办大学”只能作为试点在个别大学个别学院进行试验，不可能大面积展开；从中期看，先行尝试的大学和学院可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略，成为大学治理改造的范例；从长远看，中国大学发展必将进入一个“学院办大学”的新时代。
陈春梅博士生带来的报告主题是《美国社区学院公私合作对我国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引发的思考——以大都会学院为例》。报告的背景起源于美国大部分低于副学士学位（即非学位证书）的职业教育由营利性机构提供，虽然营利性机构也开设副学士学位课程，但公立的职业教育大多在社区学院进行。社区学院在美国的覆盖率极高，而社区学院被视为重建美国劳动力、提高其全球竞争力以及解决美国收入不平衡、扭转美国中产阶级衰落的一个重要战略。于是，陈春梅博士生提出了她的疑问：社区学院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关系普遍吗？为什么企业愿意与社区学院合作？其动机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大都会学院这一项目中得到解答：陈春梅博士生具体阐述了这一项目以人才需求动机的合作背景，分析了大都会学院的各方投入、财务管理及成效。
接着，陈春梅博士生用比较的视野，对比将美国社区学院公私合作与我国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进行比较，提出了诸多具有深刻洞见的思考：中美企业参与办学由哪些相同点与不同点？结合我国国情，如何激发并维持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各举办方如何保持合作融洽？陈春梅博士生并没有止步于思考，而是在这些问题的牵引下，探究了其中的原因并自行进行了初步解答。例如她认为美国企业参与办学的动机在于培养各行各业需要的人才、提高企业形象、减税；而中国企业的动机更多偏向于融资、获取培训市场等。通过出台《非营利性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参与奖励办法》激发并维持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
